林清媛的所謂“底牌”，是一份利益輸送的證據鏈。

三年前裴景川剛升任審判長時，林家通過地下渠道，向裴景川的一個私人賬戶打過兩筆款項，用于“感謝”他在數起商業**中對林家的“關照”。

這件事發生在我們的婚姻存續期里，她可以咬定我是知**。

她用這張牌來威脅他。

“景川哥，你幫我脫罪，這些東西我永遠不會拿出來。”

看守所的探視室里，林清媛的話被全程錄了音。

不是紀檢組錄的，是裴景川自己錄的。

他把錄音筆藏在袖口里，一字不漏地錄下了林清媛所有的威脅和交代。

然后他走出看守所，直接把錄音筆交給了檢方。

傅斯硯將這件事告訴我的時候，語氣里帶著一絲微妙的嘲諷。

“他想用自爆的方式保護你。把自己和林清媛的違法鏈條全部掀了，算是給你的投名狀。”

我端著杯子，手指劃過杯沿，沒有抬頭。

“我不需要他的投名狀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傅斯硯靠在椅背上，看著我。

“但他不知道。”

裴景川大概以為，只要他把自己獻祭出去，就能換回我的一絲松動。

他始終沒有明白，我要的從來不是他的犧牲，而是他的信任。

可那份信任，他給了林清媛十年，給了他的傲慢十年，唯獨沒有給過我一天。

第二天下午，裴景川帶著那支沾了血跡的錄音筆，出現在傅斯硯的律所門口。

他的臉色灰白，眼窩深陷，胡茬冒出了青黑的一層，整個人像是老了十歲。

前臺攔住了他。

“許女士說了，不見任何與案件無關的訪客。”

“我不是訪客，我是她丈夫。”

他的聲音干澀。

前臺面無表情地糾正：“先生，她已經不是您的妻子了。離婚手續上周已經辦完。”

裴景川整個人僵在原地。

他大概以為那份離婚協議只是我一時的賭氣，他從未認真對待過。

就像他從未認真對待過我說的任何一句話。

他不肯走，就站在大廳里，隔著那面透明的玻璃墻，死死地盯著里面。

我坐在會議桌前，對面是傅斯硯。

我們正在討論**前的最后準備，我指著文件上的一處細節，說了什么，傅斯硯微微側頭，笑了一下。

那個笑容落在裴景川眼里，比任何刀劍都要致命。

他終于明白了。

他拼上身家性命換來的東西，我根本不需要了。

他站在玻璃墻外面，手里攥著那支錄音筆，指節發白，像一個被世界遺棄的人，隔著透明的壁壘，看著另一個世界里的光。

而那道光，再也照不到他身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