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你心里清楚。”
趙明德說：
“行，這筆，高考前結清。”
“兩百萬，整數。”
我的手停在那里。
沒動。
兩百萬。
整數。
陳文斌說：
“還有一件事。”
“那個林姓的女生，自習室那個，如果高考考出來成績，你明白不，要有人出來說她作弊。”
“這事你不要動，我來安排。”
“反正等高考完了，這事就徹底收了。”
我沒動。
手機屏幕上，錄音文件的計時器在走。
整整十一分鐘，我沒動。
然后陳文斌把側門打開，腳步聲走遠了。
我把手機從墻上移開。
屏幕上顯示：11分37秒。
我把文件存好，導出，發給了顧老師的手機。
短信里寫了四個字：
“請幫保管。”
顧老師回：
“收到了。”
我把手機放回口袋，打開了高三物理必修三。
我把手機貼近那道墻，按下錄音鍵。那天是高一下學期最后一周。那段錄音，我留了三年。
4.
那之后，高三開始了。
我的時間表是這樣的：
早上六點起床，自己做早飯，七點到學校，打開書，學到晚上九點，回家，做題到十一點，睡覺。
沒有周末，沒有假期。
我知道我只有一次機會。
高考。
只要分數夠高，陳文斌就沒有任何辦法解釋：為什么一個“有情緒問題”、被“隔離”管教的學生，能考出那樣的分數。
分數是他最無法造假的東西。
我需要那個分數。
顧老師每周幫我看兩次題。
他不是只教數學，物理和化學他也懂。
有一次我帶去一道化學實驗設計題，他問：
“你沒做過實驗？”
我說沒有，三年了，實驗室我沒進去過一次。
他沉默了一下，第二天拿來了一套小型實驗套裝。
說是以前留下的。
我在書攤旁邊的小折疊桌上，補做了高中三年所有的關鍵實驗。
顧老師在旁邊看著，偶爾說：
“這一步小心。”
“那個現象，記下來。”
“電極不要反了。”
高三下學期，距離高考還有六個月，他對我說：
“你現在的水平，如果正常發揮，能進全省前十。”
我沒說話。
他繼續：
“前十不夠。”
我抬頭看他。
“你需要更高。”
“越高，他們越無話可說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