計過，平均下來每個月大概十二三萬。五年的總額，我算過，將近八百萬。
但我不敢花。
一開始是不敢，后來是不想，最后是覺得這錢不屬于我。
第一年，我把每筆錢都原封不動地存在一個單獨的賬戶里，連利息都沒動過。每次看到那個數字增長，我心里不是興奮，而是一種說不清的不安。就像有人在你身后跟著你，不靠近也不遠離，你永遠不知道他想干什么。
第二年，我開始動念頭要查清這件事。我請了律師，花了半年時間跑手續，拿到了父親的死亡證明和親屬關系公證。然后我再次聯系**那家支行，要求查詢信托機構的詳細信息。
這次銀行給了我一份文件。文件上寫著：該信托的委托人是“遠山基金會”，受益人是“顧衍”，**執行人是“周維方律師”。
我找到了周維方。他在**開了一家不大的律所，五十多歲，頭發花白，說話滴水不漏。他看完我的材料后，沉默了很久。
“你父親讓我在你三十歲的時候才告訴你這些。但你三十歲的時候，我剛動了一場大手術，差點沒命。這件事就耽誤了。”
“告訴我什么？”
“你父親不是普通工人。他年輕的時候，是深市最早一批個體戶。他做過貿易，開過工廠，在那個年代就賺了幾百萬。但他生性低調，不喜歡露富。***知道一些，但不知道全部。你小時候住的房子，其實是你們家自己的，不是租的。”
我愣在那里。“那我父親后來怎么去軋鋼廠當了工人？”
“因為他得罪了人。”周律師推了推眼鏡，“九十年代末，你父親和幾個合伙人一起做房地產配套生意。他的合伙人叫溫建國，現在是個大老板。當時溫建國動了歪心思，想把公司資產轉移走。你父親發現了，跟他鬧翻，打官司打輸了。溫建國找了關系，你父親不僅輸了官司，還背了一身債。他變賣了所有家產還債，最后只能去軋鋼廠當工人。”
“那這些信托基金……”
“是你父親最后幾年攢下來的。他白天在工廠上班，晚上做一些咨詢工作。他把攢下的錢全部投進了一個長線信托，受益人是你。這個信托的規則是：在你成年后，按月向你支付‘分紅’，本金不動。什么時候你真正理解了這筆錢的用途，才能動用本金。”
“我今年三十二了。”
“你理解了嗎？”
我被問住了。
我理解了什么呢？我知道了父親不是一個普通工人，知道他被人坑過，知道他死前還在為我還債。但這些只是信息，不是理解。
“周律師，我還需要知道一件事。我父親是怎么死的？真的是工傷事故嗎？”
周律師看了我很久，然后說：“工傷事故的結論沒有錯。但事故發生前三天，你父親接到過溫建國的電話。電話內容沒人知道，但那天晚上，你父親一夜沒睡，把家里的存折全部找出來，算了一夜賬。”
“你是說……”
“我沒有說什么。我只是把我知道的事實告訴你。你父親有沒有被人害，不是我能判斷的。”
我離開周律師的律所時，外面下著小雨。我站在樓下，仰頭看著灰蒙蒙的天，心里堵得慌。
我第一次覺得，那筆錢不是禮物，是遺言。
第3節：公司里的異常
回到公司，一切如常。
我在這家廣告公司做財務主管，管著三四個人的小團隊，每天跟**、報銷、工資表打交道。公司不大，三十來個人，老板姓方，我叫他方總。他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胖子，笑起來像個彌勒佛，平時對員工還算大方。
方總跟父親認識。這件事我是去年才知道的。有一次公司聚餐，方總喝多了，摟著我的肩膀說：“小顧啊，**當年幫過我大忙。要不是他，我這公司都開不起來。”我想細問，他已經趴在桌上睡著了。
第二天我去問他，他只擺擺手：“過去的事不提了，你好好干就行。”
從**回來后，我決定查一查溫建國這個人。
我不知道我查他是想干什么。報仇？我沒那個能力。弄**相？也許吧。我只是覺得，如果父親是被他害的，我不能當做什么都沒發生。
我利用業余時間，在網上搜溫建國的資料。他是個地產商，在珠三角有多個項目，身家據說幾十億。我找到他的公司地址、****，甚至找到了一張他的近照——一個六十歲左右的男人，頭發梳得油亮，穿著深色西裝，站在某個樓盤的開盤儀式上。
我看著那張照片，心里涌起一種奇怪的感覺。這人害了我父親，害得我們家破人亡，害得我從小沒有爸爸。可他看起來那么從容，那么成功。
而我，連他公司的門檻都沒資格踏進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