個戲子，三教九流里最下等的。你一個讀書人，有學問，有前程，不該……”她頓了頓，聲音低下去，“不該被我纏上。”
柳淳生抬起頭來，臉上的紅還沒退，可眼神忽然變得很認真很認真。他看著她，像是要把她整個人看進眼睛里。
“我從頭到尾沒覺得你纏過我。”他說，聲音不大，可每個字都咬得清清楚楚，“我見你就歡喜。說不上是為什么，就是歡喜。你唱戲的時候歡喜，你念錯字的時候也歡喜，你蹲在墻根底下寫字的時候，我坐在墻頭上看著，心里就想——這人，真好。好到我想一輩子都看著她。”
他停了停，像是給自己鼓勁似的，挺直了脊背，又說了一句：“你等著我。我去攢錢，我去跟李班主說，把你的**契贖回來。不管多少錢，我去掙，我去湊。阿梨，你不用怕，一切有我。”
這話說得太鄭重了。鄭重的像是一輩子都推不掉的承諾。阿梨站在墻根下，淚水忽然涌上來，模糊了她的視線。她看不清他的臉了，可她分明聽見他的聲音在發抖——不是害怕，是認真到骨子里的那種顫。
她想說點什么，可喉嚨像被什么東西堵住了，一個字都發不出來。最后她只點了點頭，很輕，很輕。梨樹的葉子正一片一片地落下來，金黃金黃的，鋪了一地。
那天晚上，柳淳生在燈下坐了半宿，把自己那點微薄的積蓄算了又算——私塾束脩不過勉強糊口，離贖身的天文數字差了十萬八千里。他把算盤珠子撥得噼里啪啦響，最后擱下筆，吹了燈，躺在硬邦邦的床板上睜著眼睛望著房梁。
第二日天沒亮，他就出門了。先去找了一家碼頭扛活的工頭，管事的上下打量他一眼——白凈面皮，細長手指，像握筆桿子的料，哪里像扛包的？正要趕人，柳淳生挽起袖子，露出并不粗壯的胳膊，說：“我力氣不大，可我肯學，不偷懶，工錢你看著給。”工頭猶豫了一下，想著碼頭缺人手，多一個不多，便點了頭。
從此，柳淳生的一天是這樣過的：天不亮去碼頭扛大包，干到晌午，滿頭大汗地趕回私塾給學生上課；下了課，顧不上吃飯，又跑去城南的飯館洗碗端盤子；夜深了，飯館打烊，他回到那間冷清的屋子里，點一盞油燈，替人抄書——抄一頁三個銅板，蠅頭小楷，寫到手指僵直，寫到天邊發白，略微迷一會兒，再重復。
日子像上了弦的鐘，一刻不停地轉。他的長衫上補丁一個接一個地多起來，先是袖口，然后是肘彎，最后連后背都打了補丁，灰撲撲的一片，遠遠看著像一塊百家布。
可他臉上還是那副溫和的笑模樣，見誰都是笑瞇瞇的，說話慢聲細語。沒人知道這個穿著補丁長衫的教書先生，每天要扛多少斤的貨、洗多少只碗、抄多少頁書。
他從不跟人訴苦，只是沉默地、固執地，一天一天地攢著。銅板攢成銀角子，銀角子攢成銀元，藏在一只舊襪子里，壓在枕頭底下。夜深人靜的時候，他偶爾會把那只襪子掏出來，把銀元倒出來數一數，一枚一枚地在桌上排開，然后認認真真地算——離班主開出的那個數目，還差多少。
差得還遠。可他從不灰心，把銀元仔仔細細地包好，放回枕頭底下，吹了燈，閉眼想著墻根下那個仰著臉聽詩的姑娘，嘴角就慢慢翹上來了。
李班主不是不知道這事。柳淳生頭一回來提親的時候，他正在賬房里喝茶。聽完來意，他慢悠悠地放下茶盞，上下打量了一眼這個穿著補丁長衫的年輕人，心里覺得好笑——一個窮教書匠，也敢打他臺柱子的主意？
“一萬大洋。”李班主伸出一根手指，“你拿得出來，人你帶走。”
柳淳生臉上的血色褪了褪，可他還是挺直了腰板，點了點頭，說了一個字：“好。”
李班主愣了。他本意是開個天價把這不知天高地厚的窮秀才嚇退，誰知這人二話不說就應下了。他干笑了一聲，又說：“我說的是一萬大洋，不是一千，不是一百，你可聽清了？”
“聽清了。”柳淳生拱手作揖，“多謝班主成全。我去湊。”
成全？李班主心想，我可沒成全你。可他話已出口，當著賬房里幾個管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