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你好嗎”，變成一個“哥”，變成一個空白的、寫不出任何字的頁面。
他坐在書桌前，對著那頁白紙，握著筆，筆尖懸在紙面上方。他想寫點什么，但他的腦子是空的，不是沒有東西可寫，是有太多東西想寫，多到他的腦子裝不下，多到任何一種語言都無法承載，多到他覺得用字來表達是對這些東西的簡化、壓縮、貶低。它們太大了，太復雜了，太沉重了，不是這幾十個、幾百個、幾千個筆畫能裝得下的。他把筆放下，把白紙從筆記本上撕下來，揉成團，扔進垃圾桶。垃圾桶里有很多這樣的紙團，有些已經發黃了，有些被水泡過又干了，皺巴巴的，像一朵朵被揉碎的花。
他四十五歲那年，收到了一封信。信封上沒有寄件人的姓名和地址，只有一個郵戳，郵戳上的地名是對岸的某個小鎮。他不知道那個小鎮在哪里，不知道沈津和那個小鎮有什么關系。他只知道這是一封從對岸寄來的信，是他等了四十多年的那個信號。他的手指在拆信的時候一直在抖，抖得信封的封口被撕爛了，里面的信紙被扯出了一個口子。他小心地把信紙展開，鋪在桌上，用手撫平那些褶皺。
信紙上只有一行字。字跡是黑色的圓珠筆寫的，筆畫有些歪，因為寫的時候手在抖。和四十多年前那張紙條上的字跡一樣——小，渡，哥，在，這，里。你，好，好，活，著。
沈渡把那張紙翻過來，背面空白。他盯著那行字，盯著那些歪歪扭扭的筆畫，盯著“小渡”兩個字——他記得這個稱呼，這個只有沈津才會用的稱呼，這個在他五歲那年從沈津嘴里聽到的、以后再也沒有從任何人的嘴里聽到過的稱呼。他等了四十多年，終于等到了。但他沒有哭，他只是坐在書桌前，手里攥著那張紙，攥了很久。紙被他攥皺了，字跡被他的指腹磨糊了。他松開手，把紙展平，用手指把那幾個被磨糊的字重新描了一遍，描得很慢，比沈津當年寫的時候還要慢。
沈津不是在寫字，他是在把四十多年沒說出口的話一個字一個字地從心里挖出來，刻在紙上。他挖得很用力，那些字刻得很深，筆尖劃破了紙面，背面能摸到凸起的紋路。沈渡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