飯館，讓全世界的人都來吃我做的菜”。母親又笑著說“好”。沈渡在旁邊聽著，覺得哥哥的夢想好大，大到他的小腦袋裝不下。他不知道全世界有多大，不知道飯館有多大，不知道哥哥以后能不能實現這個夢想。他只知道哥哥做的魚湯很好喝，他還要喝很多次。
那是他最后一次喝哥哥做的魚湯。
三
一九八三年的秋天，沈津走了以后，沈渡的家就變了。母親不再笑了，她的臉上失去了所有表情，像一張被擦干凈了的白紙，你在上面看不到任何喜怒哀樂的痕跡。她每天照常做飯、洗衣、掃地、喂雞，做所有她應該做的事。但她不說話，不跟任何人說話。父親跟她說話，她不回答。鄰居跟她說話，她不理。沈渡跟她說話，她看著沈渡，看了幾秒，然后低下頭，繼續做她正在做的事，好像沈渡說的話沒有被她的耳朵接收到，或者被接收到了但被大腦過濾掉了，沒有產生任何需要回應的信號。
父親在那幾年老得很快。他四十多歲的年紀，看起來像六十多歲。他的頭發全白了，腰彎了，步子慢了，說話的聲音也小了。他不再罵沈津了，以前他經常罵沈津——不好好學習，整天在外面野，以后能有什么出息。沈津走后的那些天，他開始罵自己。罵自己不該罵沈津，不該對沈津那么兇，不該在沈津說要當廚師的時候只是說了一個“好”而沒有說“我支持你”，不該在那個秋天的晚上沒有發現沈津不在家，不該在發現以后沒有立刻去找他，不該在找不到以后沒有報警，不該在報警以后沒有繼續找。他把所有的“不該”都背在了自己身上，背了很久，背到他的脊柱變形、椎間盤突出、骨質增生，每到陰天就疼得直不起腰。但他沒有放下，因為他覺得那是他應該扛的，是他欠沈津的，是他欠這個家的。他必須扛，扛到死。他扛了二十多年，在沈渡三十一歲那年，他扛不住了。他死的那天，沈渡從工作的城市趕回來，趕到醫院的時候，父親已經走了。母親坐在病床邊，握著父親的手，臉上還是那張沒有表情的白紙。她沒有哭，沒有說“你怎么走得這么早”，沒有說“你等等我”。她只是坐著，握著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