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林遠，死在了2050年的鄉村振興****現場。心梗，享年三十二歲。
彌留之際，我聽見有人喊我的名字。不是喊“林博士”，而是喊“小林**”。
那是我二十四歲時，村民對我的稱呼。
然后我就真的回到了二十四歲。
2020年6月，桂花村。
一張破了洞的涼席，一把吱呀作響的搖頭扇，窗外是蒸籠一樣的暑氣。我猛地從床上坐起來，一身冷汗。
低頭看——手是年輕的，指節分明，沒有常年握筆留下的繭子。床頭放著一張省委組織部的選調生分配通知書，上面寫著我的名字：林遠，2020屆選調生，任桂花村黨支部**助理。
不對。
我翻了翻手機，通訊錄里存著“鄉黨委王**村支書老周”的****。再打開微信，聊天記錄顯示，三天前老周在村民代表大會上被宣布“暫停職務”，接受鄉紀委調查。桂花村群龍無首，鄉里決定讓我這個剛分來的選調生暫時主持村黨支部工作。
也就是說，我現在是桂花村的**村支書。
一個剛從學校畢業兩年的大學生，被扔到了一個全省**督辦的軟弱渙散村。
我閉上眼睛，拼命回憶。2050年，我研究鄉村振興戰略十年，讀過無數案例。其中有一個案例我印象極深——桂花村，2019年原支書因****，2020年村霸周德茂團伙浮出水面，2024年才被徹底打掉。
當年讀這個案例時，我還感慨過一句：如果早點有人站出來，桂花村能少走四年彎路。
現在，“早點”來了。
我深吸一口氣，起床，打了一盆涼水洗臉。
鏡子里的臉年輕而陌生：濃眉，薄唇，眼神過于清澈，像剛出校門的大學生。實際上也確實是。
我對著鏡子說：“林遠，你現在是桂花村的**了。”
鏡子里的人點了點頭。
我到村委會報到的時候，院子里已經有人了。
三男一女。女的四十多歲，戴著眼鏡，身材瘦削，抱著一個文件夾，眼神躲閃。她是村會計趙翠萍。三個男人里，一個是武高武大的退伍**，人稱“王哥”王建軍，負責治保；另外兩個老油條模樣的，是其他村干部。
“林**好。”趙翠萍聲音很小，像怕誰聽見。
“別叫**，叫小林就行。”我笑著跟他們一一握手。
王建軍的手很糙，握手的時候力氣很大，盯著我說：“林**，你今年多大？”
“二十四。”
他的眼神閃了一下，沒說什么，但嘴角的弧度和肩膀微微收緊的肌肉，傳遞了一個明確的信號：又是一個走過場的。
我理解。桂花村一千三百多口人，耕地少，山林多，窮了十幾年。隔壁村搞大棚蔬菜，再隔壁村搞鄉村旅游，都富了，唯獨桂花村年年墊底。原支書老周在任十二年，修了一條路，塌了兩回；建了一個水廠，村民喝了三年鐵銹水。調查組一進村，老周連夜退了一百多萬贓款，但錢花了，事沒辦。
村民的心早就涼了。
我坐在那把吱呀作響的椅子上，把全村的賬本翻了一遍。
趙翠萍的賬做得很細，細到每一筆開支都貼了**。但我越看越覺得不對——村里明明有集體山林三百畝，承包給了一個叫“宏偉林業”的公司，合同上寫的年租金是六萬。但賬上顯示，這筆錢去年只到賬了兩萬。前年一萬五。大前年干脆沒有。
“翠萍姐，”我叫她，“宏偉林業的承包費，是誰在收？”
趙翠萍的眼神開始飄：“這個……是***以前親自對接的，我這邊只負責記賬。”
“***對接？承包合同上甲方的簽名是你，趙翠萍。”
趙翠萍的臉漲成了豬肝色，支支吾吾說不出話。王建軍在旁邊看不下去了，替我解了圍：“林**，那家公司背后是周德茂。”
“周德茂？”
“原支書的侄子。”王建軍的語氣變得又硬又冷，“村里沒人敢惹他。他開砂場占了村民的田，一分錢不賠；他開的‘農家樂’用的村集體的地，土地使用費也沒交過。誰要是敢說個不字，輕則挨頓罵，重則……”
他沒有說下去。
我合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