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牧這輩子接過無數報警電話，但從沒見過這樣的自首。
凌晨一點十一分，指揮中心接到一個女人打來的電話。她的聲音不大，語速不快，每一個字都像是想好了才說的。
“我要自首。我殺了人。”
接線員按照流程問了地址、身份、死者信息。女人一一回答，沒有猶豫，沒有顫抖。
“你是用什么東西殺的他？”
“刀。”
“什么刀？”
“廚房里的。水果刀。”
“人在哪里？”
“臥室。床上。還熱著。”
最后這三個字，讓當時正在聽錄音的沈牧后背微微發涼。
不是恐懼。是一種說不清的感覺——就像你在深夜開車，路上一輛車都沒有，后視鏡里什么也看不到，但你總覺得后座坐了個人。
何念，三十二歲，全職**。丈夫常致遠，三十五歲，一家醫療器械公司的銷售總監。
沈牧到現場的時候，何念就坐在客廳的沙發上，穿著睡衣，頭發還是濕的。膝蓋上放著一本書，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《東方快車**案》，翻到了中間靠后的位置，書脊上有一道很深的折痕，顯然不是第一次讀。
她聽到門響，沒有抬頭。
“你們來了。”
不是疑問句，是陳述句。像是她一直在等，等到終于來了，心里的一塊石頭落了地。
沈牧讓技術科的人去臥室勘查，自己在何念對面坐下。
“何念，你知道自首意味著什么嗎？”
“知道。”
“你確定是你殺的？”
“確定。”
“有人逼你這么說嗎？”
她抬起頭，看了他一眼。
沈牧后來在報告里寫的是“眼神平靜”，但他自己知道，那不是平靜。那是一種更復雜的東西——像是你把一個杯子放在桌子邊緣，放了很久很久，久到你都不記得它是什么時候放在那里的了。然后有一天，你看著它掉下去，碎了一地。你不會有任何沖動去接住它。你只會覺得：終于碎了。
“沈警官，”何念說，“這個問題你不需要問。你只需要去臥室看一眼，就知道了。”
技術科的初步勘查結果很快出來了。
常致遠，胸腹部三處銳器傷。其中一處深達胸腔，傷及心臟。死亡時間大約在晚上十點半到十一點半之間。兇器初步判斷為一把長約十五厘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