吸管插在喉嚨里，頭轉不過去，只能從眼角看他那張側臉。
他的表情很柔和，和錄那部短片的時候一樣。
“姐。”
“你為我做了這么多，輟學、打工、那些年寄來的錢……你是自愿的吧？沒有人逼你吧？”
他微微側了側頭，把耳朵湊近氧氣面罩。
攝像機上的紅燈亮著。
我嘴里插著管子。
喉嚨里全是痰和塑料的氣味。
但就算能說話，我也沒有答案。
因為這個問題本身不對。
不是內容，是語氣。
太像法庭上的誘導性發問。
他讀法學院的時候，曾經拿我做模擬法庭的對手，在出租屋里對著我練習交叉盤問。
那時他的聲音和現在一模一樣。
我沒有點頭，沒有搖頭。我只是眨了眨眼。
緩慢地，遲鈍地。
高見等了一會。
直起身，轉向鏡頭。
“雖然沒有得到明確的回應，但我認為這位大姐的沉默本身就說明了一切。”
他從西裝內袋取出一支鋼筆，無意識地轉了一下。
“三十年來，她從未向任何機構尋求過法律援助，從未主張過任何報酬，這本身就是一種默認的自愿行為。”
我盯著他手上那支筆。
筆帽上有輕微的磨損，頂端有一個歪歪扭扭的高字，是我當年用借來的刻刀花了半個下午刻上去的。
攢了三個月的工資買的法學院入學禮物。
他現在拿在手里把玩，大拇指剛好壓在刻字上，像壓住一個無關緊要的污漬。
他轉向律師。
律師從文件夾里抽出一份新的文件，遞過去。
高見翻到簽字頁，拔出筆帽。
那支舊鋼筆已經很久沒用了，筆尖有些干澀，他在白紙上劃了第一下沒出水，又重重地劃了第二下。
他一邊簽一邊微微側頭，確保鏡頭拍到他的臉。
“作為法律人，我雖然同情這位鄰居，但我不能讓我的家庭承擔法律之外的風險。”
“這也是對法律的尊重。法律追求公平，而公平的前提是每個人都為自己的選擇負責。”
鄰居。
他把筆帽蓋好，刻字收進了西裝內袋。
然后他把協議遞給護士。
護士接過去。
她看了我一眼，那一秒不屬于這場錄像。
她的眼睛在我臉上停了一下，然后低下了頭。
律師收好文件。
攝像師的紅燈還亮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