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救人員趕到的時候，我的身體已經在水泥地上躺了將近一個小時。
顱骨碎裂，四肢以不屬于活人的角度扭曲著。一只鞋脫落在一旁，鞋底朝天，鞋面上落了一層薄薄的灰。那是我搬家時新買的鞋，穿了還不到三個月，現在它比我更像個死者。
他們用白色布單蓋住我的臉之前，我聽見一個年輕的聲音從人群里傳出來。那聲音帶著初次接觸死亡現場的人特有的慌張，問得小心翼翼，像是怕驚擾什么。
“這個人為什么要**？”
沒有人回答他。沒有人能回答他。
有幾個圍觀的人挪了挪腳步。一個老**在嘆氣，聲音從喉嚨深處擠出來，像是一扇很久沒上油的門被推開了。有人在打電話，聲音壓得很低，用那種談論天氣的口吻談論著一具剛變涼的**。城市習慣了死亡，就像習慣了下雨。有人**，和有人搬家，在旁觀者眼中并沒有太大的區別——不過是水泥地上多了一灘需要清洗的東西，不過是晚飯時多了一句可以拿來下酒的談資。
但他們不知道，我不是在**。
我是在救人。
如果你愿意相信的話。如果你愿意聽完這個故事的話——一個關于三秒鐘的債務，和一個人用一輩子都沒能還清的故事。
事情要從三個月前說起。
我搬進這棟老舊居民樓的那天，是個七月里悶熱的午后。南方的夏天像一只巨大的蒸籠，空氣粘稠得可以擰出水來，汗水剛冒出來就被悶回毛孔里。搬家公司的車開不進來，巷子太窄，司機把車停在路口，幫我把幾箱行李摞在單元門口就走了。臨走時他看了這棟樓一眼，說了一句“這地方還有人住啊”，然后一腳油門離開。尾氣和熱浪混在一起，嗆得我喉嚨發緊，我站在那里咳了好一陣。
這棟樓確實很舊了。
一共六層，沒有電梯，外墻上那些墨綠色的馬賽克瓷磚剝落了大半，露出下面灰黑色的水泥，像一張患了皮膚病的老人的臉。樓道窗戶的玻璃缺了兩塊，用硬紙板擋著，紙板被雨水泡脹了又曬干，反復無數次后邊緣翹起發硬，像翻開的老皮膚，用手指一碰就碎。門口的信箱大多數銹死了，塞滿了小廣告和沒人取走的過期報紙——那些報紙上印著幾年前的日期，頭條寫的什么已經模糊了，只剩下大標題里“經濟增長”之類的字眼，現在讀來恍如隔世。
但租金便宜。便宜到我站在單元門口，抬頭望著這棟灰撲撲的樓，心里想的是：就這里了。
我提著行李箱上了三樓。行李箱的輪子在樓梯上磕磕絆絆，每一級臺階都發出沉悶的回音。樓道里的聲控燈壞了一盞，另一盞忽明忽暗，鎢絲在玻璃罩里掙扎著發光又熄滅，把墻壁上的裂紋照得一會兒深一會兒淺。那些裂紋從天花板一直延伸到踢腳線，寬的能塞進一枚硬幣。
樓道里彌漫著一股說不清的味道。陳年的油煙，潮濕的水泥，還有一種甜膩的**——像是什么東西正藏在墻壁的夾層里，不緊不慢地爛掉。這種味道一旦聞到就不太容易忘掉。它不是垃圾堆那種直接的、有進攻性的臭，而是一種緩慢的、持續不斷的腐朽，提醒你一切都在老化、松動、走向消亡。墻壁在老化，管道在老化，住在這些墻壁和管道之間的人也在老化。人老了就會離開，離開之后墻壁繼續老化。
就在我彎腰撿掉在地上的鑰匙時，電梯門打開了。
這棟樓只有一部電梯。老式的鐵柵欄電梯，外面的鐵柵欄要自己拉開，里面的木門要自己推開。開關的時候會發出很大的響聲，咣當咣當，像是有人在地下深處敲一口鐘。電梯里站著兩個人。
一個男人，一個小女孩。
男人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灰色襯衫，領口有點歪，有一半翹了起來。袖口的線已經磨斷了，幾根線頭松散地垂著，隨著電梯的輕微晃動輕輕搖擺。他大概四十歲左右，也許更年輕一些，營養不良和長期缺乏睡眠讓他的年齡變得模糊。眼窩深陷，顴骨高聳，站在電梯頂燈投下的陰影里，整個人像一根繃到極限的琴弦——你再撥一下，它就要斷了。他的嘴角掛著一絲弧度，像是笑，又像是某種面部肌肉的慣性。那是一個溺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