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遞單上的那行字，是我搬進這棟老小區第三周開始出現的。
那天我加班到凌晨一點，拖著半條命爬回六樓，門口躺著三個快遞。前兩個是正常的**，第三個是個手掌大的牛皮紙盒，沒有寄件人信息，只在收件人那一欄打印著我的名字、電話、精確到門牌號的地址。備注欄里有一行手寫的小字，筆跡很深，幾乎劃破了紙張：
“剩23天。”
我當時困得腦子不轉，以為是哪個商家搞的倒計時營銷，隨手把盒子拆了。里面是一卷用過的透明膠帶，膠帶上粘著一根長頭發。我把頭發拎起來對著燈看了一眼——是黑色的，跟我的發色一模一樣，但比我頭發長出一截，發尾有分叉，像是硬扯下來的。
我打了個激靈，把東西全扔進了垃圾桶。
第二天早上我出門上班，經過四樓的時候遇到了403的程姐。她穿著那件一年四季不離身的碎花圍裙，手里拎著兩袋垃圾，看見我就笑，眼睛彎成兩道細縫：“小林啊，昨晚回來得那么晚，辛苦了吧？”
我說還行，寒暄了兩句就下樓了。走到二樓我才反應過來——我昨晚回家的時候整棟樓的聲控燈都沒亮，我是摸黑上的樓，腳步放得很輕，連我自己的門都是慢慢開的。程姐住四樓，她怎么知道我幾點回來的？
我當時沒有細想。
第七個快遞出現在周六下午，備注欄里的數字變成了“剩16天”。
那個周末我男朋友陳嶼過來看我，我把六個牛皮紙盒在茶幾上排成一排給他看。每一個盒子里裝的都是莫名其妙的東西：舊電池、折斷的指甲油刷、一團揉皺的紙巾，第六個里面甚至有一片用過的創可貼，上面的血跡已經氧化成褐色。陳嶼拿著那片創可貼翻來覆去看了看，表情從困惑變成了不耐煩。
“**昭，你是不是被害妄想又犯了？”他把創可貼丟回盒子里，“這些東西一看就是你自己買的，刷單空包裹，賣家塞了點垃圾湊重量。你要是不放心，換個門鎖不就完了？”
“備注欄的數字怎么解釋？”
“系統*ug唄。”他已經站起身去拿外套了，“我晚上還有個方案要趕，下周再過來。”
我沒有留他。陳嶼這個人有個特點，任何讓他感到麻煩的事情都會被他歸類為“你想多了”。我們在一起兩年，我已經習慣了在三句話之內結束那些他不想聽的對話。以前我會覺得委屈，最近幾個月我發現自己的情緒閾值在不斷提升——不是變得更能忍，而是對“讓他理解我”這件事徹底放棄了期待。
他走后我把六個盒子重新收好，按日期排序拍了照片，又給每個盒子上的備注數字做了特寫。做完這些我鎖上門，拉上所有窗簾，窩在沙發上翻手機相冊。翻到一張三個月前在樓下拍的晚霞，照片右下角有一扇亮著燈的窗戶，是四樓程姐家的廚房。我放大看了一眼，手指頓住了。
廚房窗臺上擺著一個牛皮紙盒，和我的那些快遞盒子一模一樣。
我把照片繼續放大，像素糊成了馬賽克，但隱約能辨認出紙盒側面貼著一張快遞單，單子上有手寫的痕跡。看不清寫了什么，但我注意到一個細節——盒子的封口方式很特別，膠帶不是橫著貼的，而是繞盒子纏了三圈，跟我收到的那些如出一轍。
我放下手機，心臟跳得又快又重，像有人在我胸腔里敲悶鼓。
當天晚上我沒睡好，凌晨兩點聽見樓道里有腳步聲，很慢，一步一頓，從樓下慢慢走上來，在我這一層停頓了大約十幾秒，然后繼續往上走，去了頂樓。這棟樓一共六層，頂樓是個常年上鎖的天臺，沒有住戶。
我縮在被子里一動不動，直到樓上傳來關門的聲音才敢呼吸。
第二天我請了半天假，去了小區物業。物業辦公室里坐著一個五十多歲的大爺，正用手機外放刷短視頻，聽了我的來意之后頭都沒抬：“快遞丟失？找快遞公司啊。”
我說不是丟失，是有人通過快遞單泄露了我的個人信息，我懷疑是這棟樓的住戶。大爺終于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像在看一個***：“姑娘，你那層樓一共就兩戶，對門那家都半年沒回來住了。你要說有人害你，整個六樓就你一個人，誰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