**上，后排大爺把腳蹬我座椅背，蹬了整整四個小時。
我沒回頭。
靠窗坐著，看窗外的風景從綠變黃，從平原變山地，耳機里沒放任何東西，就這么坐著。
不是忍。
是懶得。
下車的時候，我站起來，整了整行李，走到乘務員面前。
“**，我剛才后面那位老先生，***好像掉座位底下了。”
乘務員愣了一秒，立刻往那邊走。
我出了車廂。
這輩子，我最煩兩種人。
一種是覺得別人忍讓是軟弱的人。
另一種是要等別人還手才知道疼的人。
我叫林知夏，二十八歲，剛從北京辭職，坐著這趟車回湖州老家。
口袋里還剩兩千三百塊。
沒有存款，沒有編制，沒有男友。
有的是一張辭職信，和一個據說已經破產的家。

湖州站出口，我媽站在接送區，穿著她那件洗了七八年的藏青色棉服。
她看見我，第一句話是：
“你怎么把頭發剪這么短。”
不是“路上累不累”，不是“終于回來了”。
是頭發。
“好打理。”
我把行李箱提上她的電動車后座，箱子太重，車**往下沉了一截。
“**的事你知道了吧。”
她發動車，聲音平得像在說天氣。
“知道。”
“三百八十萬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有錢嗎？”
我沒說話。
兩千三百塊。
還不夠還利息的一個零頭。
我媽騎了一段，紅燈停下來，她頭也不回地說：
“你舅舅那邊已經不接電話了。你姑媽說她也沒錢。**同學老孟借了二十萬，說這是最后一次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回來能做什么？”
這個問題，她問得很平靜，平靜到我分不清她是在問我，還是在問她自己。
綠燈亮了，車往前走。
我看著湖州的街道，七年沒回來，路邊多了很多新樓，也多了很多拆了一半的舊房子。
“我先看看。”
“看什么？”
“看看能做什么。”
她沒再說話。
車拐進老小區的巷子，兩邊停滿了車，路只剩一條人走的縫。
我爸欠的那三百八十萬，是給鄰居家的工程墊的款，對方公司跑路，款沒回來，我爸的建材鋪子就這么壓垮了。
他現在在家，門都不出。

家里比我想象的還要小。
不是我記憶出了問題，是我爸把客廳的沙發賣了，換了兩千塊。
地板中間放著一張折疊桌，上面有半壺涼茶，一疊單據，和一個碗。
我爸坐在折疊椅上，看見我，站起來，張了張嘴，什么都沒說，坐回去了。
他老了很多。
頭發白了大半，背也有點駝，七年前他是那種走路帶風的男人，現在走到我面前，腳步是輕的，輕得像怕踩出聲音。
“爸。”
“回來了。”
“嗯。”
沉默了大概三秒鐘。
他低下頭去翻那疊單據，翻了兩頁，又放下了。
“那個***的事，我本來以為——”
“爸，”我打斷他，“你不用跟我解釋。”
他抬頭看我。
我說：“你跟我說也沒用，你得跟債主說。”
他又低下頭。
我把行李箱推進原來的小房間，坐在床邊。
床還是老床，彈簧有兩根壞了，坐下去會往右邊陷。
我坐在那個老位置，拿出手機，把賬號密碼理了一遍。
兩千三百塊。
三百八十萬。
這個缺口，靠工資不行，靠借錢不行，靠哭也不行。
我想了大概二十分鐘。
然后打開手機，給一個三年沒聯系的人發了條消息：
“我回湖州了，你上次說的那個項目還在談嗎？”
對方秒回。
“在。你來了正好，我這邊正缺一個懂供應鏈的人。”
我盯著這行字看了五秒。
回復：“談談看。”

對方叫方紹，是****第一份工作認識的同事，后來他回湖州創業，做的是工廠直供的電商平臺。
規模不大，但他一直說自己手上有個大客戶沒談下來，是因為缺懂談判的人。
我們約在湖州老街一家茶館見面。
他比三年前胖了一圈，但精神好，見了我第一句是：
“你在北京混得不差吧，怎么回來了？”
“家里有事。”
“哦。”他沒追問，把一份資料推過來，“你看看這個。”
我翻了翻。
是一份采購框架協議草案，對接方是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