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術十六個小時，才把一個即將癱瘓的建筑工人，從輪椅上拉了回來。

出院那天，他老婆跪在我面前磕了三個響頭，哭著說我是活菩薩轉世。

我以為這是我從醫十二年最值得驕傲的時刻。

七天后，**的傳票送到了我手上。

**人：錢桂花。

被告：蘇薇。

案由：醫療損害責任**。

訴訟請求：賠償各項損失共計***二百一十萬元。

我死死盯著**狀上那個名字，腦海里揮之不去的，是三個月前她跪在急診科走廊里，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喊出的那句話——

“蘇醫生！求求你救救我男人！你不救他，我就死在你面前！“

我當時心軟答應了。

直到今天我才明白，她那天的每一滴眼淚，每一次磕頭，都是精密計算過的。

她不是在求我救命。

她是在給我量身定做一座墳。

......

“蘇薇，這份調解協議你簽了吧。“

醫務科主任老趙把筆推到我面前，眉頭擰成了死疙瘩。

“患方的訴求很明確，你違規操作在先，院里保不了你。“

我低頭看著桌上那沓厚厚的材料。

二十三段手機錄音文字整理稿。

十七張微信轉賬截圖。

一份錢桂花親筆手寫的“蘇薇醫生歷次索要紅包及禮品明細表“。

甚至還有一份某三甲醫院神經外科專家出具的“會診意見“，****寫著——術式選擇存在明顯爭議，不排除過度醫療之嫌。

“趙主任。“

我聽見自己的嗓音像砂紙刮過鐵皮。

“如果我說，那些錢她跪著求我收的，我一分也沒花呢？“

老趙嘆了口氣，看我的眼神里透著悲憫。

“蘇薇，你是咱們二院骨脊柱科最年輕的副主任醫師，省級技術能手。“

“可資金流水擺在這里，錄音也擺在這里。“

“你覺**官會信你的一面之詞嗎？“

我不說話了。

事情要退回三個月前。

那是一個周五的深夜，我剛做完一臺四小時的腰椎手術，癱坐在值班室里喝涼白開。

護士長推門進來，臉色很難看。

“蘇主任，急診走廊里有個女的鬧了兩個小時了，保安勸不走，說非要見你。“

“什么病人？“

“不是急診，是門診劉建國的家屬。“

我一愣。

劉建國，五十五歲，建筑工人，三個月前在我門診看過一次。

胸椎管內腫瘤，壓迫脊髓，雙腿已經開始出現麻木和無力。

如果不做手術，半年內會徹底癱瘓。

但這個手術的難度極大，腫瘤緊貼脊髓，術中稍有偏差，病人當場截癱。

全省能做這臺手術的醫生，兩只手數得過來。

我當時給了他兩個方案：一是轉省城大醫院，二是在我這里做，但必須簽知情同意書，明確告知三成失敗風險。

他當時說回去考慮考慮。

然后就再沒來過。

我換了便裝，走到急診走廊。

一個身穿灰色舊棉襖的中年女人蜷縮在走廊盡頭的塑料椅子上，腳邊是一個蛇皮袋。

看見我出來，她“撲通“一聲滑到地上，跪了下來。

“蘇醫生！求求你救救我男人！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