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態度也涇渭分明。八歲的孫子陳念安有樣學樣，對著我翻白眼、大呼小叫。
而十六歲的孫女陳念念，是家里唯一察覺到不對勁的人。有一次，她趁大人不在，偷偷跑過來抱住我，小聲問：“奶奶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”
我看著這孩子干凈的眼睛，心里有一絲酸楚，但我沒法回答，只能笑著揉了揉她的頭發。
他們以為我的腦萎縮在加速，卻不知道，我的法律之網已經撒下。
為了把戲做全，2026年1月那個最冷的冬日，我挑了陳國棟去跟老伙計釣魚的日子，一個人去了他開戶的銀行。
包里揣著我的***、結婚證，還有我平時裝作打掃衛生時偷偷復印的他的***件。
“我是戶主陳國棟的妻子。”我把證件平攤在柜臺上，背脊挺得筆直，聲音壓得很穩，“錢是夫妻共同財產，麻煩給我拉一下他最近半年的流水。”
柜員仔細核對完證件，打出了一張沓帶著油墨味的單子。
我坐在銀行大廳的塑料椅上，戴上老花鏡，一行行往下掃。密密麻麻的數字里，一個姓林的女人名字反反復復地跳進眼睛里。八次，加起來整整二十八萬。最近的一筆就發生在半個月前，轉了三萬。
那張輕飄飄的熱敏紙在我手里重若千鈞。坐在審判臺上的三十年，我判過無數起這種案子。我太清楚了，就憑這沓紙，加上《民法典》里關于“隱藏、轉移夫妻共同財產”的明文規定，只要我今天下午拐個彎去**立案，**離婚加析產，陳國棟絕對要掉一層皮。
但我折好流水，慢慢放回了包的最夾層。
不行。就這么掀桌子，頂多判個婚內轉移財產，太便宜他了。我要的是把他連皮帶骨的算計全盤端出來。
查完賬回家的那個下午，趁著家里沒人，我戴著頂針，坐在陽臺的門簾后頭穿針引線。
順著窗簾縫隙，我縫進去一枚拇指大小的微型錄音筆。客廳茶幾的底座下，我自己臥室窗簾的掛鉤后，如法炮制。
干了一輩子法律，我比誰都懂“非法證據排除”的界限。只要是在我自己家里，在夫妻共同生活的開放空間內，不涉及窺探他人極度私密的個人隱私，這些錄音到了法庭上，就是合法合規的鐵證。